经济基础缘何重要？

文  陈天庸 风灵

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，这其实不算马克思首倡，事实上，在中世纪早期，就有一则古拉丁语的格言说：“要当个哲学家，首先你得生存。”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，用人类行为学或经济学的说法，则是“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成本的”，而人是衡量边际上的得失来做出行为选择。

借用这一思想，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现象后的经济本质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是私企的员工，不上班不工作，整天游行开批斗会，互相举报陷害，争着表忠心，甚至陷入癫狂状态，那么老板会给他发工资吗？他的吃饭问题谁来解决？因此，这种状态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已全面公有，“单位”、“组织”掌握了所有资源，民众除了服从别无生存之道，且参加游行、批斗会照样拿工资、工分，家里也没什么挣钱的活可耽搁的，有收益，没损失。行动不积极的话，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，可能影响你评工资、评工分，影响入团入党升迁（当时叫进步，实质是参与社会分配的话语权）。

农民更为现实，谁要不给钱，就让农民搁下自己的地，去参加游行、批斗，农民根本不会理睬。任什么伟大领袖也做不到。在保留较多自留山、自留田的山区与农村，一些农民就只顾忙乎自己的自留地，城里来的红卫兵喊破嗓子，仍无动于衷，发动不起来。

所以，要全国民众听话，盲从于一个最高领袖，是因为财产已经被公有了，民众获取生活来源的途径，只有靠“单位”、“组织”分配。伟大领袖是所有单位、组织的最高主宰，决定别人的生死荣辱与饭碗，于是拥有了最大话语权。否则，倘若伟大领袖面对一大批忙着家庭工厂生产经营的小业主，忙着摆摊挣钱养家的小商贩，与忙着自留地的农民，所谓的领袖号召力、个人魅力，可能也不顶用。

时代不同了，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，农村土地承包到户，多数中国工人靠私营企业提供工作机会，大部分中国人拥有了多少不等的自己谋生资本与手段，靠公有制“单位”生活的已是少数。而且国企效益越来越差，“单位”能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，在单位里谋生，分配要看上头脸色，做的事常受群众侧目，有点能力的人，已越来越不愿意在“单位”混了。民以食为天，“领袖”如不能控制他人的肚子，就难以控制他人的脑子。

近来有小群城市退休与无业游民，打着捍卫毛思想的旗号，围攻体制内自由派人士，与之呼应，处理了几位体制内敢言之士。于是很多人惊呼：文革又来了。这些打着拥毛旗号的退休与无业人员，有政府退休金与低保养着，时间成本近于零，上街游行与围攻他人，或有人提供盒饭之类实惠，其实就是最落魄的老红卫兵，现在充当廉价的群众演员，恐怕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主义、理想。无非一是安全，有人暗中罩着，二是套路熟悉，年轻时都经历过。真要靠他们保护红色江山，那与当年老佛爷靠义和团抗洋一样不靠谱。何况这群义和团老团员，老残病弱，成事不足饭量不小。真要长期养着这拨人供使唤，性价比太低，没有人愿意，他们也难成事。这群毛粉后继无人。有好心人担心会有年轻人真的受毛思想感召，自费做毛粉，当义和团，那是太抬举毛了。再过十来年，这群老红卫兵们将多数老得走不动了，在政府大门口躺着要求增加低保报销医药费的，必定是他们。

文革的基础不在领袖的野心，而在于五十年代全面清剿了私有制经济，人们对此尚缺乏足够的反思。因此，现在真正需要担心的是，经济滑坡将导致大面积失业，引发持续社会动荡，社会贫富悬殊让民粹思潮泛滥，被人有意识利用的话，会成为再次掠夺富人的借口，中国将再次回到打土豪分田地，再重演合作化、计划经济的历史悲剧，社会控制从而进一步加强。现在已有端倪。中国这只大船，如果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大潮中逆流行驶，必碰得千疮百孔，害己害人。纵然百般折腾后重新调头向前，也必将严重落后，几代中国人又将成为牺牲品。这不是杞人忧天，委内瑞拉等国家已作了示范。

而目前最需要警惕的，便是国进民退，即国有经济的扩张。国企低效众所周知，且已被经济学理论所证明，现在其存在与发展主要是出于加强对经济与社会控制的需要，而不是为了创造社会财富。实际上，国企浪费了大量资源，靠财政补贴、股市圈钱、银行贷款和垄断地位才能生存，换言之，是汲取与摧毁民众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的怪兽。真正的改革，要降低而不是增加国有经济的权重。做大做强国有经济，不是改革，是倒退。

因此，现在最急迫的改革就是继续推进私有化。农村土地私有制改革是较好的切入点，其他国企的私有化改革要抓紧跟上。

中国经济在迅速下滑，外资逃离。靠统计局数字挽救不了中国经济。只有实实在在进一步推进财产私有制，才能充分发挥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培育起的制造业产业链优势，发挥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优势，守住中国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。政府只有继续韬光养晦，一心一意抓经济，以十几亿人的福祉为重，打破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，真正推行改革，才能避免中国这只大船，跌入日益临近的深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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